郁达夫的简介?

问答01

郁达夫的简介?,第1张

达夫的简介?
导读: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光绪二十五年(1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清宣统二年(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扩展资料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 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其作品《还乡记》《还乡后记》和小说《迟桂花》,都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

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

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

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 *** 、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

参考资料:

郁达夫-

  1

  因为鲁迅的杂文对当时社会的鞭策和批判力是最强的。他的散文、诗歌、小说大多是对中国不争社会的个人愤懑。且杂文内容精炼像把短刀,而小说和其他的文学形式大多太过婉转,还需要读者再去静下心来体会。而杂文就要直接的多,成文速度也比较快。

  韩寒对时事的批评也是靠杂文,价值不同但意义相近。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 *** 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 *** 。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 *** 反动 *** 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 *** 。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2 提要:郁达夫是一个在创作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在开始创作以前就有了丰富充实的准备,他作品的“时代病”的暴露、“自叙传”的形式、强烈的主观抒情都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作品,他的早期小说真实地艺术地留下了异常复杂的时代侧影,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

  关键词:艺术风格 中外文学 熏染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从1921年的《沉沦》发韧到1935年《出奔》的收笔,中间整整跨了15年。在这段悠悠的岁月里,郁达夫经过时代的洗礼与古今文化的过渡后,在创作上走过了三个阶段:早期,1926年郁达夫与郭沫若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创造社,并决定出版《创造季刊》。从这一年开始郁达夫先后写了《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后来,他陆续写下了《茫茫夜》、《秋柳》、《风铃》、《茑萝行》等自叙传小说。《沉沦》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创作以自叙传为主,强烈的主观抒情,感情忧郁的抒情笔调以及鲜明独特的现代色彩,表现了作者典型风格的成熟。中期,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由于贫困事业的境遇,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写出了最早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以“故事”面目出现,使早期强烈主观色彩被明显弱化,显出客观与现实的趋势。晚期,1926年郁达夫南下广州,辗转后迁居杭州。这一时期以《迟桂花》为代表作,对艺术境界的刻意追求,是这一阶段更大的艺术特色。郁达夫一生创作小说50多篇,大致可分为以上三个创作阶段两种艺术风格,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矛盾的人格理想,这样的分期与作者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基本一致的。下面主要介绍其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

  一、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

  1921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之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当时“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好像吹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无数青年的心”。[1]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之一。继《沉沦》以后,郁达夫写下的早期小说还有《茫茫夜》、《怀乡病者》、《秋柳》等等。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画和情爱的苦闷与社会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的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他们对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用大胆的描写反映了“时代病”,即青年的烦躁与苦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

  ⒈ “时代病”的暴露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出了“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个性解放和表现自我的思想席卷了整个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奋起打倒旧传统,怀有浪漫主义的冲动去歌颂爱情、憧憬未来。但他们大多数人都脱离群众,那就必然导致这场运动的失败,当五四运动的 *** 过去以后,反动势力又猖獗起来,个性解放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又找不到反抗黑暗势力的有力武器和出路,于是苦闷和彷徨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时代病”。郁达夫对这种“时代病”的描写无疑是对旧制度、旧文化及反动势力的冲击,有其进步意义。

  郁达夫小说中描写的“时代病”多是由于理想的破灭导致的。比如《沉沦》中的主人公的忧郁症,造成他这种忧郁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以为他一个人和别的学生不同”[2]而且“心思太活”[3],所以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进入美国长老会捐款创办的H 大学的预科以后,不满于学校的规章制度,“礼拜三晚上有祈祷会,礼拜日不准外出”[4]等等,严重束缚了他个性的发展,“他的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后来他终于不甘服从退了学,又几经周转换了学校,但终于还是不得不退学,同时还由于家道中落等原因,使他蛰居在书斋里,“他的忧郁症的根苗,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培养成功的”。这说明主人公的病态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于敏感和灵活的天性受到了封建的束缚,被社会所不容造成的,而后来他的“忧郁症”愈加严重,则是由于他在日本是出于“弱国子民”的地位,被人瞧不起、饱受 *** 的结果,显然这种时代病的根源在于社会。

  郁达夫对于“时代病”的描写,往往和祖国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作品中病态主人公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沉沦》的主人公在自杀前,还悲痛疾呼: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呼声,是血与泪的结晶!是遭受了数不尽的屈辱和虐待后,发自肺腑的呼叫!主人公是一个悲剧,是由于国家的贫弱造成的悲剧。在郁达夫早期的小说《茫茫夜》、《风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把这祖国的贫弱作为造成青年时代病的原因。在表现个性解放得欲望时,也显示出了爱国反帝的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作品中直接表现出反帝意识的作品还不多,因此《沉沦》等篇章在这方面就显得格外可贵。

  ⒉ 强烈的主观抒情

  传统小说的写法,故事是小说的内核、情节是故事的具体叙述形式。郁达夫的小说,完全改变了小说的传统审美特征,将一种主观抒情带入了小说当中,“情之所发,不怕山的高,海的深,就是拔山倒海,也有所不辞”[5]。他说他写小说的状态“正如人感受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着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6]他的小说基本上是由一种独白式的抒情话语构成,情节完整与否、清晰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他的叙述目的,只是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被这种情调所感染,这导致他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散文化。他的小说无论叙述是以之一人称还是一第三人称进行,都是以主人公的眼睛在“看”,以主人公的心灵去“体验”,以主人公的口吻去诉说的。因此小说对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不是情节的客观展示,而是伴随着主人公强烈的主观情绪的倾诉,小说所展示的一切场景、冲突、细节,都带着主人公浓厚的主观色彩。读者直接感受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强烈的情绪—读者是隔着主人公的主观情绪目睹事件与生活场景的。如《沉沦》中叙述的事件,都是主人公“他”以病态心理感受着的:“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因而“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病态的感受使他更加孤独和自卑,而不道德的行为加重了他的忧郁症,他常常在难以自拔的忧郁和绝望情绪中哭诉:“中国呀中国!你怎么就不强大起来”,“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里生出来的爱情!”郁达夫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在这样一种主观宣泄式的语言中叙事,因此他的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抒情方式。

  ⒊ “自叙传”的形式

  郁达夫认为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叙传”的色彩。翻阅郁达夫的几十篇小说,可以看到绝大多数都是“自叙传”的形式,用之一人称写“我”,郁达夫认为以第三人称写出来的作品,往往会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后来,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再三强调:“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品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里的个性是绝对不能丧失的”。这里所指的个性强调的是作者的主观感受,即要保持独特的创作个性。读郁达夫早期小说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自叙传”形式,同之一人称写“我”,即写作者,即使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也仍是他自己的化身。于质夫、黄仲则等等无不是作者的影子。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自己的生活,写本人的经历、遭遇和见闻,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就是他的一条生活轨迹,这种写法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受日本当更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那些小说通常以个人的生活为素材,写身边的琐事,或一时的感想,带有浓厚的自传性。1923年他编《茑萝集》时就在后记中写道:社会“压榨机”造成了一代青年的苦闷,“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因此它“只要 *** 裸的把握的心境写出”,郁达夫之所以要采取自叙传的形式,市委了暴露自己,从而暴露出一代青年的苦闷,反映人生和社会。

  《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年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性格、心理、感情方式都极其相似,《沉沦》集中三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感伤青年的典型,而且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典型。这个人物一露面就显得软弱,但又不甘沉沦,拼命挣扎,欲望一次又一次的破灭,想洁身自好又苦于情欲,他在探索理想,又耽于伤感,在绝望时他只能自杀。这些作品中都有郁达夫的影子,在《沉沦》的第三章中,对于主人公家乡的描写,以及他在家乡上中学时的种种经历,那简直就是郁达夫自己。然而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又超越自叙传,由个人向外,拓展到社会,具有时代、社会的典型意义。

  二、郁达夫早期作品风格的形成

  郁达夫是一个在创作上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在开始创作前就有了丰富充实的准备,在中小学时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到日本留学以后,阅读了近千部外国小说,在创作上受外国作家影响较大。郁达夫早期小说开创了“自叙传”的浪漫抒情方式,这种抒情方式成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潮流。“时代病”的暴露,强烈的主观情感的抒发都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作品,真实地艺术地留下了异常复杂的时代侧影,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

  ⒈ 郁达夫少儿时期性格的形成

  郁达夫于1896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他的家在他出生时就已经败落了。儿时的回忆在谁来说都是完美的一章,但对于郁达夫来说却尽是空洞,“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7]郁达夫在婴孩时期,母亲稀薄的乳汁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生长需要,然而,一个未曾发迹而又败落的家雇乳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郁达夫因为营养不良而常年生病,只是“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死”[8]他守寡的母亲不得不每天外出工作承担父亲的责任,两位兄长又在外地读书,而祖母则日夜“在动着那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在他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他在一起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他听、非常疼爱她的、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使婢翠花。这个有着可爱名字的翠花才比郁达夫达十岁。

  郁达夫回想他童年生活时,总要提起那时家境贫穷,似乎他的敏感、孤寂、多愁善感都直接因受尽贫穷折磨的童年的生活环境而产生的。这种性格特征,在他创作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如《沉沦》中的主人公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于男女问题表现出敏感的反应都是作者性格的真实写照。

  ⒉中小学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熏染

  郁达夫有着厚重的文学功底。郁达夫七岁进入私塾读书,在小学时就读过《四史》河许多唐诗而天性聪慧的他又很善于在其中汲取营养,郁达夫“九岁题诗四座惊”。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又读了《红楼梦》和《六才子书》,在以后的学生时代古典文学给与郁达夫的几乎是精神上的支持。郁达夫之一次离家远行到杭州求学,由于前都花光在上酒楼和游览上只好转向收费比较便宜的学校。在那个学校的半年里,他很是寂寞,又由于是之一次离家远行,满怀思乡的情绪。只有用看书和写诗来消愁解闷。在自传中,郁达夫回想自己落落寡欢的孤独的中学时代时曾经写道:“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两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欣赏他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的天气喝醉了几十年的醇酒。”[9]很显然,这些古典诗集、传奇、杂剧中的情节使郁达夫陶醉,也给郁达夫以做诗的灵感,使郁达夫又独特的审美情趣。郭沫若曾经说过:“他似乎很喜欢清代的诗人黄仲则,它不仅喜欢他的诗,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他似乎有意在学他,他的短篇小说《采石矶》便是以黄仲则为主人公,而其实是‘夫子自道’”[10]。由此可见,郁达夫与古典作家的独异关系可见一斑,《采石矶》中黄仲则实际上有作者的影子,他这种对古典文学的深入学习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不仅滋养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而且为其以后他入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留学日本,与达夫接受了东洋、西洋文化

  1913年郁达夫跟随其兄长郁华赴日本,考取了高等学校的预备班,会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20世纪初的日本式中国学生的乐土,轻松的学习环境以及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为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上提供了素材。最初,郁达夫学的是文科,但由于兄长的劝告,又专为学医科,郁达夫与鲁迅及其他人一样,最初是被西方的科学所吸引了,但是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西方文学上去,又改学文科。他在名古屋读中学时,看了超过1000部的小说,同时还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特别是受到了日本自然主义思潮和西方感伤主义的影响,在他的审美情趣中不排斥感伤主义,甚至把感伤主义作为“文学的酵母”予以肯定。郁达夫的早期小说处处浸润着的是一种浓浓的、挥不去抹不开的感伤氛围。在作品中善于以景写情,也善于以情写情,用感情来统一风景和心理,着意给作品渲染一种忧郁哀愁的氛围。如《怀乡病者》中:“在这样的消沉状态中的于质夫朝了窗,看看白云往来的残春的碧落,听听硬化小片无风坠落的微声,觉得眼前起了一层纱障……好像在做梦似的呆呆地不知坐了多久……”。这段描写有景有人,把人物的思想感情与景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哀景衬哀情,成功地渲染了一种哀愁的艺术氛围,作品中的感伤的呼号与叹息感染者同代青年。郁达夫的这种主观抒情以真实感染读者,颇能叩击人的心扉。其次,受19世纪强调主观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尤其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卢梭那获得的自我忏悔的道德资源,1921年至1926年风靡日本大胆暴露私生活的“私小说”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西方早期现代派的内心独白等学习的重视性心理的描写,使郁达夫轻易学会怎么样去描写本质上传统但表面颓废和衰落的传统人物及其心理活动,用强健大胆的文句去写别人不敢写的人生。直接促使郁达夫提笔的却是北方巨人屠格涅夫,“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别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的绕腮胡长的满满的北方巨人的影响。”[11]

  如果说,郁达夫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理解源于日常生活的接触和熏染的话,那么他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则主要是通过文学活动受到的影响,再加之郁达夫敏感及多愁善感的天性,很容易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感受顺利地写入他的文学作品,并且情感是自然、坦诚、率真的,是他心声的吐露。郁达夫一起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鲁迅并称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小说创作的双峰”。如果说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开山,那郁达夫则是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先河。郁达夫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3]、[4]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经典小说集》

  [5] 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文集》第5卷 花城出版社 1982年版,第82页

  [6] 郁达夫:《忏余独白》,《郁达夫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页

  [7]、[8]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中国现代经典散文·故都的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353页

  [9] 郁达夫:《自传之六》

  [10]

  [11] 郁达夫:《屠格涅夫<罗亭>的问世以前》 ,《艺文私见》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3微型文学评论以评价短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为主,而且只要求选其一点来写,因而读懂作品、确定选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选点要准,即能透视作品的主要意义或能表现作品的主要写法。选点的角度宜小不宜大,以免下笔力不从心而流于空泛。

  其次,行文时笔墨要集中,语言要简洁。我们知道,对作品的评价是论点,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则是用论据论证论点。如果笔墨分散,语言拖沓,势必无法用极其有限的篇幅比较深入地评析作品,论证论点。

  第三,结构要明快。对作品的评价更好在开头直接提出,下文加以证明,形成总分结构。如果有必要加上总结性文字以收束上文,那就形成总分总结构,但不可勉强,以免画蛇添足。

  第四,要有文学评论味,尽量用形象化的语言评价和分析作品,把观点渗透到富有魅力、给人以美感的文字之中。同时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文学评论的术语,增浓文学评论味。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反过来内容也需要依靠形式来表现。所以,评价作品的艺术特色时,万不可弃思想内容而不顾,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时,也可以适当提及表现手法。当然,它们的侧重点决不相同。

  下面请看实例--

  题目:

  认真阅读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写一篇微型文学评论,题目自拟,不超过200字。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例文一:

  悠悠海峡情

  --评《乡愁》所蕴含的深义

  《乡愁》这首诗涵义丰富、深刻,以特有的笔调倾述了海峡彼岸的人们思念大陆故土的悠悠情怀。

  诗的开头三节,作者就已渲染了浓浓的思乡情调。到了诗的末节,作者笔锋一转,巧妙、恰当地把乡愁比作与大陆相隔离的海峡,从而寄托了作者在垂暮之年思念大陆故上和亲人的悠悠的乡愁。由于前三节诗的渲染铺垫,这种"乡愁"的味儿就更浓烈了,而且我们不难品味出其中带着几分苦涩的味儿,即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尝的失望的情绪,从而深化了诗的主题,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黄亨灿)

  例文二:

  跳跃的乡愁

  --评《乡愁》的艺术感染力

  乡愁是一抹心头上的阴翳,是一束情感的投影。小诗《乡愁》于质朴中蕴真情,辗转中现永恒,给人以颇深的艺术感染力。

  诗中的乡愁是跳跃、辗转的,从"小小的邮票"到"窄窄的船票",进而变成"矮矮的坟墓",直至"浅浅的海湾",但乡愁却是永恒在作者的心中。为体现"现在的乡愁",全诗着眼于格局的布置,由前三段的蓄势而引起末段的迸发,这不仅仅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乡愁,也使乡愁得到升华和涵沉。读者从这首极富忧愁的小诗中极易抠取它的艺术精粹,这是以情感人的结果。(赵斯仪)

  例文三:

  想哭不一定有泪

  --评《乡愁》中的借代

  《乡愁》的一大特色是运用借代修辞手法,表现浓郁的乡愁。诗人独具匠心,用"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湾"来借代"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等不同时期的乡愁,使之实物化。乍看起来很有些"挥手自兹去"的洒脱,但多读几遍,你会感觉到诗人的哭腔,你定然会被母子深情、夫妻恋情和游子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之情所打动。正是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表明诗人无时不颠沛在离愁之中;在哭,无泪,借代使之然也。(游舫)

  总评:

  这三篇微型文学评论,有的评《乡愁》的思想内容,有的评其艺术特色,颇合法度。它们都只抓住一点来写,角度不大,评价中肯,笔墨集中,分析在理,言简意赅。至于结构明快,一目了然,自不必说;层次清晰,语言流畅,也是共同的特点。在行文中恰如其分地用上一些文学评论的术语,更具文学评论的特色。另外,每篇的标题都拟得相当艺术,也给微型评论增添风采。

  评论考试模式

  开头:

  1梗概复述。在全文情节梗概复述中, 不露声色地点出要强调之处。

  2引出论点:一个判断句,主谓宾。选择最有感受的一点

  内容:从人物形象看主题。

  形式:从下列几点选择一个人物形象塑造(性格的几个方面),结构(曲折、巧合、误会、线索等),语言(个性化、生活化),技巧(对比、讽刺、吸收其它文体特色等)。

  中间:

  1分析法论证为主。论据是作品自身,边节录边评论。分为二个以上方面。

  2其它论证 *** 为辅,如引证法、比喻法、反证法等。

  3联系实际,引申发挥。内容主要是主题的社会意义。形式有:典型的意义,艺术特点的比较和发展。

  结尾:

  1重申照应开头,进一步明确、深化论点。

  2发出感慨

  富阳历史悠久,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县。初置时幅员辽阔,辖境含今桐庐、建德等地。三国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析富春县地置建德、新昌(后改寿昌)、桐庐3县。次年(226),又置新城(后改新登)县。富阳、新登两县建置以此而始。

  富阳古称富春。新莽始建国元年(9),改名诛岁。东汉建武元年(25)复名富春。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为避简文帝生母太后郑阿春讳,更名为富阳,富阳之名始于此。新登初名新城,后梁开平元年(907)始有今名。

  富春之地,春秋属越,战国属楚。秦汉以后,隶属多变。隋、唐、宋、元、明、清均归杭州府(临安府、杭州路)所辖。民国时期,初属钱塘道,民国16年(1927),废道直属于省。民国27年,改属之一行政区,后又多次变更,至民国37年,改隶第四行政区。1949年5月4日,富阳解放,初属临安专署,1952年改为省直辖,1955年划归建德专署。1958年12月,改属杭州市至今。

  富阳历史上曾两度撤并。隋开皇九年(589)并入钱塘(后改钱塘)县,大业三年(607)复置;1960年8月并入桐庐县,1961年12月复置。新登历史上曾5次省并。三国吴黄武七年(228)并入桐庐县,西晋太康十年(289)复置;旋又并入富春,东晋咸和九年(334)复置;隋开皇九年并入钱塘县,大业三年复置;唐武德七年(624)并入富阳县,永淳元年(682)复置;1958年10月并入桐庐县,1961年12月又从桐庐县析出,划归富阳县。

  1994年1月1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销富阳县,设立富阳市,行政区域不变,隶属杭州市。

  山川竞秀,地灵人杰。富春江钟灵毓秀,富阳镇人才辈出!宋代有以诗文名重一时的谢氏三代五诗人——谢涛、谢绛、谢景温、谢景初、谢景平;明代有武林三名医之一的沈汝孝;清代有董邦达、董诰父子及周凯,皆以政绩、书画著称于时;现代有法学家郁曼陀和文学家郁达夫昆仲双烈,“各以清名扬海内”;当代有中医张绍富,被誉为接骨“神医”而闻名中外。现择选简介:

  谢绛

  谢绛(995-1039)字希深,祖籍河南阳夏。祖父谢从礼,盐官县令。卒后葬富阳新顺五庄。自此,全家定居富阳。父谢涛,累官至太子宾客,景佑元年(1034)病殁开封。次年三月,谢绛扶棺南归,葬于富阳城东春明村;又建宅于城北小隐山,筑书楼于宅前。尔后其子景初、景温、景平等一门五进士,亦即一门五诗人,连女婿桥志臣也是同时 著名诗人。

  沈汝孝

  沈汝孝,字太国,号爷斋,明万历间(1573-1620)坊郭里人。汝孝童年,从父习医,所投辄效,成名医。万历中,举人周羔染关阂疾,众医不能愈。汝孝独以“三 、莪术”等药投30剂而愈。羔次子兆斗以劳郁至病不救,杭医钱维邦曰:“周郎病劳惫极而尸 也。”遇医士卢似立过寓,切兆斗脉,抚掌笑曰:“正所谓阳脉下逐,阴脉上争。胃气闭而不通,故脉乱、形 ……不可骤攻,须七日少间(病好转),三七日(21天)而愈。”汝孝闻之,跃然酾以汤液,煮以齐和,病瘥,一如二君言。清光绪《富阳县志》中称:“盖武林医者,钱能攻,卢善守;而太国则非攻非,而适于二君之中者,三人遂称鼎足焉。”子孙能世其业。

  周公纯

  周公纯,字天锡世居坊郭里周家弄。康熙间岁贡生。精于医,见草木皆知名。据传,又擅符咒,人以“法师”称之。

  周晚年以行医为业,为人治病,疗效显著,有不用药物而愈者。凡贫病之家,往往以寻常药物治之,不费一钱,无不见效。有一少年以肩担搬运为生,一日,以冷羊内和冷饭饱餐后而卧,旋得病,以三十六钱诣周求治。周询知病原,即付钱三枚,命去澡室沐浴,并嘱其于入浴快意后再来取方。少年从定,浴罢诣周。周曰:“病已愈,不必再服药。”有患面疮者,周命其去城隍庙丹池东,摘取长尺许叶厚有刺之草,和鲜肉捣匀服之,病即愈。有富翁患消渴症,随食随饥,就医于苏州名医叶天士,不效,乃诣周求治。周给以杀虫之石灰丸数颗以解。

  董邦达 董 诰

  董邦达(1695-1769),字孚存,居坊郭里东鹳山麓,故自号东山。祖炳文,县学生员,从医;父国翰,业农。

  邦达幼聪颖,能言即辨四声,由其祖父口授经书,琅琅成诵。后因家贫辍学务农。17岁复刻苦攻读,入县学,旋补禀生。后在壶源(湖源)、钱塘等地以教读糊口,勤奋自学,博览群书。

  雍正元年(1723),为拔贡生。七年,乡试中式,经刑部尚书励廷仪保举,以七品小京官在户部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散馆,授编修。次年,充陕西乡试正考官。六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历任殿试读卷官、经筵讲官、武会试总裁、都察院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迁工部、礼部尚书等职,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四年,以老乞休。同年疾卒,赐祭归葬乡里,谥文恪。

  邦达生长富春,酷爱山水之胜,临摹名家书画,得其神韵。为“画中十哲”之一。画作,清高宗为之题咏者甚多。乾隆二十三年(1758)腊月二十四日,董邦达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宗室敦诚家聚会,谈诗论画,一见如故,并为曹所著《南鹞北鸢考工志》题签和撰写序言,至今传为文坛佳话。

  董诰(1739-1818),字雅伦,号蔗林,董邦达长子。幼有异禀,读书不烦督责。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顺天乡试。明年,成进士,殿试名列一甲第二。清高宗以大臣子改为二甲之一――传胪,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三通馆协修、武英殿纂修。乾隆三十一年散馆,授修。后历任右中允,内阁学士,礼、工、户、各部侍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奉命辑《满州源流考》。四十四年在军机处行走,五十二年 户部尚书,嘉庆元年(1796)授东阁大学士,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其间,赐第北京西直门外,赏紫禁城骑马,两次名列功臣图形紫光阁。二十三年病逝,终年79岁。清仁宗亲临祭奠,哀诗有“两朝知遇一身肩,世笃忠贞清节坚”,“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等句。谥文恭。并于鹳山西麓建大学士牌坊及董公祠。

  董诰工诗能文,书画亦清。后入直南书房,凡宫廷楹壁装裱,大多由诰供奉,进呈画本,均经两朝御笔题咏,并收入《石渠宝笈》三编。

  高傅占

  高傅占,字说岩。筑堂名秋水,人称秋水先生。居县城之西门岭。其祖名华官,任伏羌(今甘肃甘谷县)知县。父容照,县学生员,早卒。傅占与史谓占自幼育于外祖母家,极聪颖,读书过目成诵,写诗文,千言立就。12岁与史谓占受业于学使者,入府学。谓占成进士,留京师;傅占在家以教读为业,侍养老母。

  周 凯

  周凯(1779-1837),字仲礼,号芸皋,富阳县城宜家弄(又名宜家弄)人。早年从学阳湖文派领袖恽敬、张惠言。嘉庆十年(1811)成进士,殿试二甲,授翰要院庶吉士,后改编修,充国史馆提调,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在京期间,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结“宣南诗社”,为京都24诗人之一。

  道光三年(1823),出任湖北襄阳知府。任内著《种桑说》3篇,并派人入浙江,采购桑苗8000余株,移植于汉水之滨,倡导襄民养蚕。又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受益农田1000多亩。同时,创办义塾80余所,自捐官俸印刷启蒙课本。任内诉讼案件大多亲自审理。此外,如建桥梁,修城垣,实仓廪等,政绩显著。在襄阳四年,常微服出访,求时事之兴废,考前人之得失,写成《襄阳杂识》。离任前,则将已办而未完成,以及后来亟须办理诸事,辑成《襄阳必告录》。道光六年, 升湖北汉、黄、德道。任内曾四至京山县查勘江堤,著《勘堤纪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议》。

  十年,任福建兴、泉、永道。到任之初,深感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而金门又为厦门外围,似此海疆要区,商业重镇,应有完备之志书,以供守备参考。遂与孙云鸿、林火昆 火黄 等先后纂倏《厦门志》与《金门志》。对兵制、防海、船政等作了详细的记述,具有一定的参考、查证、实用价值。周凯预感到海防的重要性,主修《厦门志》与《金门志》,这一创举是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周凯后三年,就爆发了举世震惊的 *** 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国侵略军舰队进窥金门、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和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率部据险击退。事实证明了周凯的远见卓识。

  十六年,周凯调任台湾兵备道。之前台湾人张丙起事,聚众杀官吏,自称开国大元帅,年号天顺。清 *** 为维护领土完整,即派人“剿平”。周凯至任,犹有张丙余党为患,乃与总兵张公琴及台湾官员陈杰峰等合力搜捕,斩杀40余人。周凯在台任职时,见当地百姓把桑树当柴烧很可惜,就派人把浙江的养蚕能手带到台湾,帮助台湾同胞发展蚕桑。台湾岛上螃蟹成灾,啃吃水稻,当地百姓却不知道螃蟹可吃。周凯派人捕捉螃蟹,煮熟了吃,并教会百姓吃蟹,蟹灾因此而灭。次年七月,周凯病殁于任所。周凯互后,身无分文,皇帝感其清廉,下旨运用库银为他办了丧事。灵柩方回归故里。

  周凯工诗善画,绘有《武当纪游二十四图》,为传世名作;著有《内自讼斋文钞》、《内自讼斋诗钞》、《襄阳诗集》、《均阳纪游诗》、《高阳池修禊诗集》、《富阳先正古文选》、《富春杂识》等。

  王义祖

  王义祖,字榆圃,别号小隐山樵,坊郭里人。世居城中,与周凯家毗邻。清嘉庆廪贡生。义祖好读书,擅诗,工画。早提普与山阴谢裕庵、周凯等结“草草园诗社”,朝夕过从,时相唱和。后周、谢宦游在外,义祖居家课子弟,暇则携生徒登城北小隐山,舒啸终日。周凯宦成而归,又复与之吟诵唱和,并为其诗集作《序》云:“自魏、晋、六朝、唐、宋及元、明人诗,靡不毕览,别其源流门径,不屑于模仿家数,依傍门户。晚年始臻平淡。”嘉庆二十五年(1820),富春江上游洪涝成灾,浮尸顺流而下。义祖雇工打捞,并为之买棺埋葬。道光元年(1821),浙江巡抚阮元荐举义祖为“孝廉方正”,因亲老不就。卒年74岁。著有《小隐山樵诗钞》、《康寿堂古文钞》各若干卷。

  王 銮

  王銮(1817-1893),又名鸾,字子和,王义祖之孙。幼好读书,经其祖父指授,学业日进,并初解画理。后从舅父周凯学画山水、花鸟、谷物。及长,随周漫游金、厦、台、澎,得江山之助,丘壑益富,画艺更精,名重一时。曾一度至松江、衢州等地卖画。归故里后,闭户习画,不出乡里。其亲朋大都跻身仕途,“而銮不慕荣利,足迹未尝入公门”,时人称其品致高洁。王銮画师周凯,追踪元、明诸大家,早期作品工细秀丽,后转写意。谷物多描摹名士隐逸,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功力深厚;山水多取材本地风光,清丽萦合,沉雄奇秀,引人入胜;花鸟取法自然,色彩艳丽,生意勃发。尤工设色牡丹,蜜叶稠叠,鲜葩艳发,人得尺幅,如获至宝。其所作册页有《问天图》、《壮士图》。

  赵润林

  赵润林(1849-1917),字宝涵,坊郭里人。清光绪贡生,幼时品学兼优,为当时年高而有学识者所赏识。母性争急躁,润林每能先意承旨,博其欢心,以至孝闻名乡里。知县周笃生甚器重之,书赠“名教完人”匾额,以作士林楷模。

  润林廉洁好义,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凡修建文庙,修恩波桥,纂辑《县志》,无不积极参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邑人推举润林为首任劝学所总董,至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卸任。时已年老力衰,遂将任职期间所得薪俸捐建市屋一所,租给轮船局。其租息供每年修文庙之用。其孙赵光远,上海南洋医专肄业,是抗日战争前富阳新华药房坐堂医师,为富阳镇最早的西医之一。

  郁氏三兄弟

  郁华(1884-1939),字曼陀,又字庆云,幼名连生,富阳镇满洲弄(今达夫弄)人。自幼聪慧好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府、道试,均名列之一,补博士弟子员。二十九年,考取官留学日本,系浙江省首批派遣留学生之一。初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继进法政大学专修法律。学成归国,历任京师审判厅、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储才馆、朝阳大学教授,更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九•一八”事变那年,日本军部威胁利诱,欲使郁华为侵略者服务。郁华在皇姑屯一农民帮助下,化装潜入关内。民国21年(1932),调任上海公共租界内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兼东吴、政法等大学教授。其间,曾多方设法,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出狱。任上坚持司法尊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同时,坚抿敌伪之诱胁,不为所屈。遂于民国28年11月23日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为纪念郁华烈士,36年4月,富阳地方人士于鹳山建“郁曼陀血衣冢”。由郭沫若撰文、马叙伦书写的血衣冢志铭,高度赞颂郁华一生之伟绩。1952年10月,人民 *** 批准其为革命烈士。

  郁华工诗擅画,公务之余常以诗画陶冶性情,抒发爱国热情。早年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等时相唱和。在沪时,亦曾与鲁迅、田汉、阳翰笙等革命作家相交往。其文学修养与艺术功力曾给胞弟郁达夫、长女郁风以深刻影响。身后有《静远堂诗画集》、《郁曼聍陈碧岑诗抄》及《刑法总则》、《判例》等著作行世。

  郁诰

  郁诰(1891-1971),字养吾,为郁华胞弟。清宣统三年(1911)8月在杭州就读陆军小学堂时,因参加“反清起义”被捕,辛亥光复后获释。民国3年(1914),就读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华医师学会。8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先后在海军部及天津纱厂任医。16年回籍,开设“松筠医院”,并任富阳县医师公会常务理事。19年,任升平镇镇长。抗日战争中,易地场口行医。解放后,鼓励4个子女先后参军。1950年当选为富阳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任城东行政会主任。1952年,无偿提供房屋、医疗用具及所有药品创办富阳县城关镇中西医联合诊所。1971年去世。

  郁诰医德医风高尚,对待贫病者,收或不收药费,而对富有者则不允短少,自谓“劫富济贫”。郁诰习西医,通内、外、产科,并于首创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富阳镇医疗事业的发展有特殊贡献。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幼名荫生,郁华之幼弟。少小聪明,九岁题诗,即已“四座”为“惊”。清宣统二年(1910)毕业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就读于嘉兴、杭州等地。

  民国2年(1913)9月,他随赴日考察司法的长兄郁华至日本,初入东京神田正则学校,次年夏考入东京之一高等学校预科,为官费留学生,与郭沫若同班。4年夏,预科毕业,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8年夏毕业,旋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至11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士学。7月20日,结束十年留学生生活回国。10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同学发起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是年9月至翌年7月,为创造社事,数次往返于东京与上海之间。其之一本小说庥《沉沦》于10年10月出版。翌年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社之一个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出版。

  12年,达夫与郭沫若、成仿吾继续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广东中山大学文科教授等。

  19年春,先后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均为发起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人民抗日救国会,从事募捐、宣传等活动。22年1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移家杭州。25年2月,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任福建省 *** 参兼公报室主任。11月中旬,赴日讲学,访被迫流亡之郭沫若于千叶县乡下,并劝其归国。

  26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特专程赴沪,迎接潜返祖国的郭沫若。12月,日军入侵富阳,郁母陆氏不届饿死。达夫化悲痛为力量,于次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作毂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并去山东、河南等地前线劳军,旋返福州。是年底,应《星洲日报》社之邀前去新加坡,任该报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兼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为培养和输送抗日干部效力。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等流亡苏门答腊,定居巴爷公务,化名赵廉,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爱国华侨和抗日文化人士。后因汉奸告密,受秘密监视。民国34年8月29日,日本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达夫却仍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杀害于印尼丹戎革岱。1952年12月,春民 *** 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毕生致力于新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文学遗作有小说40余篇,散文、评论、随笔170余篇,诗词500余首,已有12卷《郁达夫文集》行世。